章林晓：农地改革切勿唯市场化

城镇化首要任务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，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是两方面问题：一是城市对农业人口的吸纳，二是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。

城市吸纳农业人口，最本质的变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。农民工能否率先享有与输入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公共服务，从某个角度讲，是城市能否顺利吸纳农业人口的试金石。

农民工市民化，势必占用城市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城市的扩容投资，即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成本问题。

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，一名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成本约为8万元。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.5亿人，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约需20万亿元，即使只有半数转化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。

然而，即便是对现有市民来说，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，在许多地方也是个难题。在透支了人口、资源、环境红利之后，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。譬如住房，有许多地方虽然实行了以户籍为核心的限购限贷政策，但是，房价依然屡屡上涨，让许多自住性购房者“望尘莫及”，竟然还上演了不少为房“假离婚”而导致的“真悲剧”。

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，与城市吸纳农业人口问题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安家落户后，势必涉及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。在这一问题上，当前最值得警惕的，是需要避免重蹈当年城市住房改革过度市场化的道路。

人均住房面积，从1978年的6.7平方米到2012年底的32.9平方米，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卓有成效。然而，在房改卓有成效的同时，房地产市场却成为民众怨声载道的指向，其中亦蕴藏着当下中国最大的经济风险，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。

单纯依赖市场之所以不能解决住房难题，关键在于一切市场运行都是“以资为本”的。特别是在穷富差距的背景下，完全依靠市场，难免出现这样的景象：一边是富人家天南海北到处拥有豪宅，另一边是穷人家孩子最优秀也只能做“漂一族”；一边是富人家的别墅傍山依水占地数十亩，另一边是一家三代窝居斗室转不过身。

现在，楼市调控所着力推进的保障性安居工程，其实就是在纠正这种过度市场化的倾向。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，最值得警惕的也是过度市场化，应避免以资本集中农村土地。
诚如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所说，“资本下乡”集中土地，并不代表农民的愿望和农业发展的方向，这只是菲律宾道路、印度道路、拉美道路。这也带不来什么规模效益。即便美国农场主，平均拥有3000亩耕地规模，也需政府补贴才能得以生存。

农业生产特点决定了农业的相对低效。统计数据显示，美国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历来比工业领域大，每生产1美元农产品，约投入8美元，在联邦政府预算中，仅次于国防开支。

当前，资本之所以乐于进入农村，敢于突破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，到农村大肆“跑马圈地”，坐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，其根本原因是对即期和远期“利润”的追求。

即期“利润”，来自于现代农业的各项补贴。据业内人士介绍，在各项补贴之下，许多地方资本下乡集中土地，现代农机装备、滴灌设施等几乎不需要自己投入。

远期“利润”，则是可逃避货币贬值的压力。中国M2与GDP比例，已屡创历史新高，货币贬值是必然趋势。而农民耕种土地回报低下，圈占土地的成本十分低廉。

在这一情形下，失地农民流离失所的后果很有可能产生，而这应是今后城镇化建设最需警惕的问题。